好的，我帮你把文章改写一遍，保持原意不变，同时增加一些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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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可以说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对贪官污吏痛恨最深的皇帝之一。其实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仇视贪官，背后是有深刻原因的。如果不是当年贪官横行无忌，导致社会动荡，朱元璋也不会在幼年时失去父母，与兄弟四散流离，走投无路才选择剃度为僧。
可以说，朱元璋对富豪的仇恨是极其强烈的，这种仇恨我们虽然能理解，但他对待贪官的态度却异常严厉，甚至可以说是走向极端。从他登基为皇帝起，就不断严惩贪官，施以极刑。
据史料统计，仅因贪污受贿被朱元璋处死的官员就达数万人之多。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能够安然度过任职期限、平稳退休的官员，几乎凤毛麟角，无论是地方官还是京城中的大员，大多数都被朱元璋处死。
可以说，在朱元璋治下，朝中的官员个个如临大敌。每次上朝之前，许多官员甚至会与妻儿依依惜别，因为没人敢确定自己能否平安回家。若能安全退朝，便是感恩三拜九叩的好日子了。
展开剩余88%朱元璋确实是一位极为苛刻的皇帝。他每天安排给官员们繁重的公务任务，却只给极其低廉的薪水；更重要的是，只要被他发现有贪污的蛛丝马迹，不论数额大小，甚至是几十两银子，都将被处以死刑。
为了彻底根除腐败，朱元璋使出了各种铁腕手段，仅因贪污被处死的官员就高达数万。尽管如此，贪污问题仍未根除。
仔细分析原因，除了官员本身的贪欲，朱元璋自身的政策和做法也存在一定问题。贪污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恶，但在朱元璋朝，许多官员的贪腐实际上是被逼无奈。
试想，一个寒窗苦读十年甚至更久的学子，好不容易中了举，做了官，无论大小职位，都等于是铁饭碗。只要尽职守责，理应能终身安稳。
但在朱元璋治下做官，却可以用“惨无人道”四字形容。
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先看看明朝官员的品级制度：
朝中官员的最高品级是一品。历代朝廷中，能晋升到一品的，多是贵族世家传承，或者是因立下赫赫战功而晋升的。但无论哪种途径，一品官员在历史上都实实在在存在。
然而在朱元璋时代，一品官几乎成了传说，极其罕见。
自从朱元璋废除存在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后，他手下的文官中极少有人能晋升到一品。虽然偶尔有一品官职出现，但多为象征性虚职，如太傅、太师、太保等，或者是宗人令、宗正等特殊职位，普通文官几乎望尘莫及。
换言之，朱元璋治下，二品已是文官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
当然，成为一品官职并非不可能，但需要特殊贡献，比如：
曾在危急时刻救过朱元璋的性命；
或曾与朱元璋共赴沙场，立下战功。
但这种机会稀少，普通官员若能做到二品并安然退休，已是万幸。
既然一品官难以企及，其实二品及以下官职也无可厚非。不论官阶高低，都是为朝廷效力；但让这些为国卖力的官员心生不满的是，朝中有一群人几乎没为大明立下多少功劳，却个个都是一品。
这群人是谁呢？
显然，是朱元璋的家族亲属。
由于年少时经历的苦难，朱元璋对亲情尤为看重。
他即位后，将自己的儿子封为王，女儿全部封为公主，均为一品品级。除此之外，朱元璋的孙子、嫡孙也被封为王，若非嫡孙则封为郡王，依然是一品。
这些人都是朱元璋最亲近的亲属，朝中官员虽心有不甘，却不敢与皇室子孙争名夺利。
此外，公主的驸马们，许多也享有一品官阶。
可以说，朱元璋统治时期，官场风气确实印证了“读书好不如生得好”的现实。
但这些现象虽无奈，尚非官员们最难忍受的苦楚。最难受的还是朱元璋的吝啬，他为官员定下的俸禄极其低廉。
到底有多低呢？
一品大员的年俸为1044石粮食。
而按品级递减，直到正七品的知县，仅有90石。
换算成银两，县令年薪大约五两银子，但这五两银不仅要养活自己，还需支付县衙中发审、值堂、用印、厨师、师爷等一众人员的开销。
如此紧缩的俸禄，往往还发放不及时。
洪武年间，每次发放俸禄时，县官能领到7.5石粮食，算是比较及时；但到了明成祖朱棣时期，俸禄只能拿到六成，其余用纸币代替。
明朝初期，纸币已在全国发行，理论上无碍。但朱棣时，十贯钞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朱高炽时期，已涨至二十五贯钞换一石米。
这意味着严重通货膨胀，实际上官员的实质收入大幅缩水。
这些朝廷官员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照料随从，为维持生活，不得不使出种种手段，导致了贪污行为的滋生。
官员们常用的两大“招数”是：
第一，“折色火耗”：
在明清时期，纳税多用实物，如谷物，有时用银钱代替。银子熔化时难免折损，官府以此为由多收银子，这种额外的银子称为“火耗”。究竟折损多少，由官府说了算。
这一手法流传数百年，直到雍正帝下令“火耗归公”后才逐渐消失。
第二，“淋尖踢斛”：
此法更高明，考验技术与经验。百姓交粮时，需用“斛”量器装粮，装粮需略微冒尖。
但粮食装好后，收粮官员会踢斛一脚，洒出部分粮食，百姓若欲捡回，则被阻止，因为落地粮食归官府所有，视作合法收入。
这些洒落粮食被认定为运输损耗，百姓须补足缺口。
此招讲究“踢”的动作力度和时机。
许多明朝名臣，如“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张居正等，也曾默许使用此法以养家糊口。皇帝虽知晓，但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两种行为虽然被默认，却对百姓造成极大负担。朱元璋定的低俸禄政策，某种程度上为这类行为埋下隐患。
当然，低俸禄绝非贪污的合理借口。明初仍有不少官员清正廉洁，靠微薄俸禄生活。
比如弘文馆的罗复仁，学识渊博，性格老实厚道，朝中人称“老实罗”。因曾在陈友谅麾下任职，朱元璋对他始终心存戒备。
一次，朱元璋微服私访罗复仁，发现他住在京郊一间破旧的小屋里。见罗正提桶刷墙，朱元璋问其姓名，罗跪地自称。朱元璋见其寒酸，颇为心疼，遂赐宅一处。
同样，吏部尚书吴琳退休后，生活简朴。朱元璋派人寻找他，竟在路边插秧的老农中找到了吴琳。此事令朱元璋深感动容。
罗复仁、吴琳皆为坚守廉洁的典范，但这种坚守者少之又少。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对群臣说：“朕昔为百姓时，见贪官不顾民苦，心中痛恨。朕将严法治贪，贪官害民者，必严惩不贷。”
朱元璋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希望大明成为无贪污之地，百姓安居乐业，他也为此竭尽全力。
但理想毕竟难及现实。即使铁腕手段，也未能彻底根除腐败。
朱元璋对贪官的态度极端，规定只要贪污60两银子以上必处死刑。
他还在皇宫大门与二门之间设立“土地祠”，专门剥贪官皮，制成稻草人悬挂以示警戒。
此外，朱元璋允许百姓直接抓捕贪官送京治罪，途中无人可阻拦，阻拦者重罚甚至诛连九族。
这在历朝历代前所未有，虽操作难度大，但显示其决心。
主要依靠的是遍布全国的“检校”，专门监察贪官，随时向皇帝举报。朱元璋无论白天黑夜，接到举报都即刻处理。
贪官往往上午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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