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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商鞅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我们在阅读战国时期的历史时，总会遇到有关商鞅的介绍。时间一长，大家容易形成这样一个印象：秦国因为商鞅变法而迅速强大，而其他六国则似乎一直停滞不前，最终只能被秦国吞并。实际上，变法改革并非秦国的独家发明，而是战国时期几乎所有诸侯国的共识和共同选择。
商鞅绝不是最早进行变法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魏国有李悝推动的改革，楚国则有吴起和屈原的变法，齐国有邹忌，赵国则有公仲连以及赵武灵王，韩国则是申不害，这些变法几乎涵盖了所有战国大国。甚至秦献公和魏惠王的诸多改革措施，也可以算作变法的广义范畴。
俗话说，不是我多优秀，而是旁人衬托。既然有这么多变法并存，自然要比较谁的变法更具价值。那么，商鞅变法到底有多高的含金量呢？我们可以通过三轮筛选来评判。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可以将战国主要变法分为第一梯队：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邹忌变法、赵武灵王变法以及申不害变法。其他变法由于成效不显著或者知名度不足，都被排除在外。变法应当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仅凭这一点就淘汰了大量改革。
展开剩余87%进入第二轮的变法中，能够同时兼顾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方面的，只有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和申不害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虽然名声赫赫，对赵国军事实力提升巨大，但其改革仅限于军事领域，其他方面基本无涉。吴起变法则侧重于政治和军事，主要通过革除积弊提升楚国战力，但并未涉及国家经济建设。邹忌的改革偏重于人事管理和官员任免，强调知人善任和君主听取谏言，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但邹忌的变法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几乎没有贡献。
首先要剔除的是申不害变法。尽管他的改革涉及面广，但更像是一场针对君主的高级管理培训。他强调运用“术”，即制度和权术，强化对官员的监管，提升行政效率，防止官员欺瞒君主。理论上申不害的变法无懈可击，但实际操作中却有一个致命弱点：君主必须具备超人的智慧和能力，随时洞察一切异常，否则难以执行。加之申不害个性谨慎，变法并未触及许多容易得罪人的关键问题。论改革的深刻性，申不害变法最为浅显，但也因作风低调，申不害本人成为变法者中少数善终者。
真正能争夺“第一变法”桂冠的，只有商鞅变法和李悝变法。二者有师承关系，李悝变法可视为开山之作，而商鞅变法则青出于蓝，全面性相当。商鞅胜出的关键，在于其制度体系的系统建设。李悝变法通过“尽地力之教”和魏武卒制度，经济和军事方面效果显著，但在制度体系构建上未做深入挖掘。
商鞅则彻底颠覆旧制，推行县制、爵位晋升、户籍制度、伍什连坐法等一系列重塑国家机制的举措，把原有体系打得粉碎，重新搭建符合自己理想的国家机器。这也解释了为何其他改革者的变法多在人亡政息后即失效，而商鞅变法却能在他身故多年后依然延续并发挥巨大作用。因为秦国的制度和运转已经牢牢依赖并惯性运作在商鞅设计的框架之中，商鞅本人在或不在已无关紧要。
经过这三轮筛选可见，商鞅变法无论从成效影响力、全面性还是深刻性，都无疑是战国变法中的第一名。
有朋友可能会问，商鞅变法这么伟大，难道一点缺点都没有？如果真如此完美，为何秦朝二世而亡呢？
笔者以为，商鞅变法至少存在两个重大缺陷，这不仅导致了他个人悲惨结局，还直接埋下了秦朝二世而亡的隐患。
变法本质上是要触动既得利益，必然得罪许多人。毕竟改革意味着要动别人碗里的菜，谁也不乐意。关键在于动菜的幅度大小。申不害变法小心翼翼，稍微动动菜碟，日子相对平稳；商鞅则是上来就是翻桌摔盘，动得极端彻底，招致群体的极大怨恨。
本文关注的是商鞅变法本身带来的得罪人数之多。商鞅变法除了开创性举措外，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刑罚极为严厉。这或许是战国法家普遍倾向，重刑治国的典型表现。商君书中有明确论述：“治国刑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换言之，严刑重罚是强国的标志。
这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现代管理强调赏罚分明、张弛有度，而商鞅的思维是以刑罚为主，奖励为辅。试想一下，如果公司制度90%内容都是扣钱罚款，奖励和福利寥寥无几，这样的企业有多少员工会满意？
且商鞅的惩罚不仅限于罚金，而是包括黥刑（刺青）、劓刑（割鼻）、刖刑（断足）、宫刑（阉割）等残酷刑法。先秦时期刑罚已重，商鞅则在此基础上层层加码，形成极强震慑力。对普通百姓来说，打板子疼几天还能好，但挨了肉刑则是终身难愈的伤害，身心双重摧残。
随着秦国日益强盛，扫平六国后，商鞅这套刑罚体系遍布帝国各个角落。然而文化思想远超秦国的六国百姓，难以适应这套从头到脚的严苛法度。六国百姓因不习惯触犯秦律增多，稍有差错便遭重刑，不得已逃亡江湖，家园流离失所。愤怒的情绪积聚，然而商鞅早已去世一百多年，不能为此负责，这份怨气自然由强大的秦帝国来承担。
秦帝国无法承受这股怨恨，最终导致二世而亡。
商鞅变法内容庞杂，但其核心可归纳为一句话：为秦国打造了一套“战时经济”。
在商鞅眼中，秦国人应只做两件事——耕田与作战，国家需要的职业也只有两类——农民和士兵。这种设计带来两个显著优势：高度专注与极致效率。
这是国家层面的极致专注，所有人不做多余之事，只为粮食生产或战场杀敌。所有赏赐皆源于军功，想要荣华富贵，必须在战场上立功。
再加上商鞅构建的“大数据库”制度，秦国资源调配能力无人能及。实际上，东方六国经济体量并不比秦逊色多少，关键在于调动资源的效率和力度。秦国正是凭借此优势独步天下，也是六国无法战胜秦的根本原因。
然而商鞅的顶层设计本质是一种战时经济：压缩所有非必要开支，资源高度集中服务单一目标。商鞅极力推行“重农抑商”，商业、手工业、游侠、纵横家、游学士等职业在秦几乎绝迹。甚至货币流通都不被重视。
这显然非正常经济状态。即便是古代，人一生也不可能只耕作与征战。没有娱乐，没有多彩生活，秦国百姓沦为变法机器中的螺丝钉，种地、服徭役、打仗，推动着秦国这辆战车不断前进。
从经济角度看，秦国战车的燃料就是土地。通过对外扩张获得更多土地，分配给士卒，激发军功，从而带来新一轮扩张循环。秦国进攻热情如火如荼，最终将东方六国逐一击溃。
但问题是，这辆由商鞅设计的战车没有刹车，必须持续扩张以满足军功需求。
当六国被扫平，已知疆域土地有限，秦国扩张达到极限，按理应停下脚步。但秦始皇并未停止扩张，或许因自信，或许因惯性使然。
接着，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版图几乎翻倍；三十万长城兵团北击匈奴，夺取河套地区“新秦中”。这些历史上的辉煌战绩，从经济视角看，却是血本无归。新征服土地尚未充分开发，回报甚微。
与此配套的秦直道、驰道、长城等大型工程更是重创财政和百姓承受力。
最终，秦国战车在高速前进中自毁，这便是“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商鞅变法一百多年都安然无恙？这关键在于秦国与六国之间强烈的文化和制度不兼容。
即使今日人口流动频繁，各地方言、饮食、习俗乃至性格都大相径庭，更何况战国七雄。秦国制度在关中平原行之有效，但对辽阔多样的天下百姓却未必适用。
秦国应当调整制度以适应统一天下，而非让天下百姓适应秦国严苛体系。可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一任务。
回到商鞅身上，秦朝“二世而亡”真是他的错吗？当然不是！他为何要为一百多年后发生的事买单？
商鞅变法并非完美，后人可挑剔无数缺点，但2300多年前，对于贫弱受欺的秦国来说，商鞅这个来自魏国的智者提出的方案，是改变秦人命运的最佳选择。
正是这位睿智且冷酷、威严又刻薄的男子，用毕生心血将秦国改造，使其强大无比：
强大到无人敢欺凌；
强大到傲视群雄；
强大到一统天下！
不管外界如何评价，秦国都应该向商鞅致以最深的感谢。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大家好，我是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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